1939年,毛主席读完项英电报后气得发抖,直到七十年代仍耿耿于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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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,毛主席读完项英电报后气得发抖,直到七十年代仍耿耿于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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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6月24日,安徽肥东青龙场,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执行枪决。
临刑前,他高呼“共产主义万岁”。
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,而真正改变这场悲剧走向的,却是一封迟到的电报。
两天后,延安收到消息。
毛泽东看到“高敬亭已被枪决”的内容,情绪十分激动。
有人回忆,毛泽东当时气得手发抖,反复追问:“不是说了不能杀吗?
” 这并非普通的战场处置。
此前,中央对高敬亭的意见很明确:先押解、审查,以教育挽救为主。
可命令传到新四军领导机关时,高敬亭已经死去,所谓“枪下留人”,最终成了一句来不及兑现的话。
高敬亭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地方将领。
他是河南新县人,参加过黄麻起义,后来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。
1934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,他奉命留在大别山,坚持游击斗争,保存革命力量。
那时的条件极其艰苦。
部队缺粮、缺药,既要躲避国民党军围剿,还要设法恢复地方组织。
高敬亭把留下的人员重新整编,建立红二十八军,兼顾党政军工作。
有人劝他离开,他回答:“大别山不能丢。
” 这支部队人数不多,却长期牵制国民党军,使红军主力能够转移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,高敬亭担任司令员。
改编初期,部队基础并不雄厚,但他熟悉当地地形,也熟悉敌后的生存方式,很快把队伍带出了声势。
1938年至1939年间,第四支队多次袭击日军和伪军,部队不断扩大。
原本的留守力量,逐渐发展成新四军的重要支柱。
高敬亭有战功,也有威信,许多青年正是听说他的名字后,才来到大别山参加抗战。
问题也在这段时间集中暴露出来。
长期独立作战,使高敬亭形成了强烈的个人权威意识。
他习惯自己判断、自己拍板,对上级派来的干部缺少必要的信任。
更严重的是,他在鄂豫皖时期参与过“肃反”,一些处理明显带有扩大化倾向。
新四军成立后,中央和军部希望加强政治领导,派郑位三等人到第四支队工作,纠正过去的做法。
高敬亭对此很不适应,曾要求更换干部。
戴季英到任后,双方也发生过争执。
矛盾没有及时化解,反而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积累。
中央军委要求第四支队向皖东发展,这是抗战布局的一步棋。
皖东地处敌后,战略位置重要,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打开局面。
高敬亭却迟迟不愿东进,理由有现实的一面:大别山是他经营多年的根据地,离开后,部队能否站住脚并无把握。
但不得不说,居功自傲也影响了他的判断。
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迟行动,叶挺亲自做工作后,部队一度准备出发。
叶挺离开后,高敬亭又下令原地待命,最终只有部分部队在叶挺直接指挥下向东开进。
1939年5月,第四支队所属第七团团长、政委带领少数人员叛逃,军部认为事态已经超出内部争执范围。
高敬亭被扣押,相关情况随即上报中央。
毛泽东的意见是押送延安,查清问题,教育为主,不能轻率处决。
然而,高敬亭被扣押约二十天后,项英、叶挺等人仍执行了枪决。
电报往返需要时间,战区指挥又有自身判断,几重因素叠加,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毛泽东得知结果后,对处置方式极为不满。
新中国成立后,这件事并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。
20世纪50年代,他到安徽一带视察时,听当地群众谈起高敬亭,仍认为高敬亭在群众中有基础,问题本可通过审查和教育解决,而不该直接杀掉。
1975年,高敬亭的女儿写信申诉。
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,仍作出批示,要求有关方面复查此案。
复查并没有简单抹去高敬亭存在的问题,而是重新核对他在抗战中的贡献、所犯错误以及当年处置程序。
1977年,中央对高敬亭问题作出结论,为其恢复名誉。
距离1939年6月24日,已经过去38年。
那封迟到的电报,最终没有改变高敬亭的命运,却推动后来的人重新审视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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